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我们用汗水和速度，把泥泞小道变成了高速公路，让荒地田野变成了摩天大楼。靠着大规模“投资于物”，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
未来五年，“投资于人”成为政策亮点。很多人会问：中国经济发展到当下这个阶段，为什么要如此重视“人”的作用？当国家把更多的钱投向“人”时，我们的工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会发生怎样的质变？
本期节目，我们对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深入解读“投资于人”的底层逻辑。
[对话/张军&王慧]
王慧：张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思路打开》节目。
张军：你好。
王慧：张老师，今天想要跟您展开聊一聊“十五五”规划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和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对“人”的重视。“人民至上”“投资于人”“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包括“保障和改善民生”等这些表述，都是对“人”的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到当下这个阶段，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对“人”的重视，“投资于人”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张军：对于全体国民来说，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它能提升国民福祉，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准。
改革开放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提出“投资于人”“人的全面发展”等等。这些表述在过去没有被着重强调，并不代表不重要，而是它们就隐含在当时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福祉改善等，总体上是同向的。
当时，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进城，进入到现代制造业中就业。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我们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城市当中有很多人也进入市场寻找机会，比如说，体制内人员到南方“下海”创业，一度出现了“南下潮”。
那个阶段，经济发展不断创造新的机会，每个人都能在这个过程中改善自己的状况，成为经济增长的受益者。
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增速放缓是必然现象。存量和积累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单纯靠要素投入，尤其是劳动力在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已经难以像过去那样持续提升大家的收入、就业和福利了。
因此，现在我们提出“投资于人”，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也反映出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
和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不同，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出现了差距。比如说，城市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状况有差距；城乡之间，差距尽管已经大幅缩小，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整个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在下降，就业弹性也在下降。另外，不同群体由于受教育程度、地区条件等差异，起点并不均等，这也可能会影响他们未来的收入和福利水平。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政策上面进行一些干预，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人。
王慧：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度规模现在已经达到50万亿，是不是当“投资于物”的规模足够大，并且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的时候，就要更加强调“投资于人”？
张军：对。过去固定资产投资保持每年两位数增长，它跟“人”的关系是很正面、很积极的，因为投资越来越多，积累的速度越来越快，创造的就业越来越多，改善福利的空间也越来越大。
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你从原来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进入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或是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你的状况就会改变，这在当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受制于投资回报率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出现下降。这就要求我们改变投资方式，要慢慢地从过去快速甚至于某些领域过度的投资，逐步转向更加适度的投资阶段。
2025年7月24日，江苏南京的一个在建楼盘。ICPhoto
这不是说投资不重要，我们每年仍然存在大量补充固定资产、扩大资本存量的投资机会。但是相对来说，投资的规模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大。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之后，在其他方面的开支和资源会相对多起来，现在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是，更多地用于改善人的状况。从长远来看，这是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需要保持一种平衡。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物质资本的积累获得了优先的发展机会，否则经济就发展不起来。而到今天，经济总量已经很大，资本积累水平也很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的优先级应该更高。我们希望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都获得均等的机会。
王慧：我们接下来要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投资的比重。您认为这个比重提高到多少比较合理？又该怎么量化和考核？
张军：从宏观统计上，我们可以进行横向比较。比如，可以把中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占比，和世界主要经济体进行对比。
当然，这里会遇到一个统计上比较模糊的问题，因为不同国家对“民生”范围的界定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我认为可以采取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比如将政府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养老这四方面的所有开支加起来，把GDP做分母进行计算，中国目前这个比例大致在7%-8%，而发达国家的占比一般都在20%以上。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当前在民生领域的开支占比，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一步跨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重要的是我们在未来新增的财政资源里，要拿出更多的比例来增加这方面的开支。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用于民生保障领域的政府开支，其增速应该要快于其他领域支出的增速，只有这样，这一比重才能逐步提高。
我认为，在未来10年-20年，我们的财政支出当中，增长最快的领域应该是民生相关领域，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和养老这四大保障方面，会花更多钱。
王慧：您刚才提到主要是政府投资。除了政府投资之外，您认为，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调动和激发民间投资在“投资于人”上的积极性？
张军：与民生相关的这些领域，大多数都属于服务部门，并且有很强的公共属性，比如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医疗体系、养老服务以及住房保障等。
政府在这些领域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财政也应该有更多支出，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但从全球经验来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依靠政府提供所有公共服务，通常是政府和市场相结合。
在我们国家，公共服务总体上是由政府负责的。我们有一套独特的做法，比如将大多数公共服务部门纳入事业单位的范畴，所谓“体制内”指的就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
我认为，从“投资于人”这个大方向来说，光靠政府来提供公共服务是不够的。我们要把政府投入跟社会投入结合起来。这意味着，未来我们要逐步推进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比如医疗体系，大多数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基本都是公办。凡是公办，它都被纳入事业单位的体制内，主要依赖财政投入，因此医生待遇相对较低，显然低估了医生的工作量和价值。
2025年12月22日，上海一三甲医院门诊大厅内，就诊者有序排队。ICPhoto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对医疗的需求持续增长，优质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都在想办法扩容，但财政投入却非常有限，因此医院只能通过部分市场化的行为，通过创收来解决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提高医生待遇等。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除了最基础的医疗服务，例如社区医院可以由政府全面覆盖之外，绝大多数的医院，完全可以用非盈利法人体制来解决。它可以不必纳入现有的体制内，但也不像公司那样以盈利为目标。作为医院，它仍然具有公益属性，是非营利机构，不追求利润，但它的收入要覆盖成本，要能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可以按照市场标准来定价。
我们目前在探索推动分级诊疗，基层社区医院可以由政府财政覆盖，但是否所有医院都必须由政府财政完全纳入体制内进行管理和投入，我认为，这恐怕是将来需要讨论和改革的。
王慧：也就是说，您认为医院可以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但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市场化的方式。
张军：对。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这样一来医院收费会不会变高？从全球经验来看，其实也不见得，美国是高的，但是欧洲有很多国家没有那么高。
这个时候，可以有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关键问题在于将商业保险引入医疗保障体系当中。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药品已经被纳入商保目录，商业保险可以覆盖。
王慧：确实，很多民生的问题需要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在未来得到解决。其实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很多。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有钱花、敢花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未来五年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增收？
张军：一说到增收，大家自然会想到经济要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工资性收入，所以首先得有工作，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其次，我觉得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工资的合理增长机制。这个问题在中国比较复杂，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归属，不同的体制，还有地区之间的差异，这就导致我们的货币工资的形成机制比较复杂。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你在体制内，那你工资是由国家定的，什么时候调整、怎么调整，主要取决于财政状况，而不是完全根据市场节奏。尽管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不算高，但保障较为完善，例如养老金水平相对较高。
那些完全市场化的民营企业，其工资水平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地方政府会根据当地的物价和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主要是用于指导民营企业。在当前物价一直处于低位徘徊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也基本上不动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如果物价比较低，工资通常也不太会调整。
王慧：您一直强调，要打破“低物价、低工资”的循环，这个循环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张军：市场工资是受地方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调节的，而最低工资标准和体制内的工资都会参考物价，当宏观层面物价比较低的时候，他们调整工资的动力就比较低，换句话说，物价影响了工资。反过来，工资低了之后，你的支付能力和需求就相对较弱，需求弱了之后，物价就不太可能上升。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一种工资和物价相对平衡的状态，物价低，工资就不可能高，工资低，物价也不可能高，二者互为因果，好像谁都不会率先打破这个平衡。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说，如果要打破这种平衡，该从何处入手？
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采取的办法是给大家加工资。加工资相当于给大家发钱，看能不能打破这个平衡。我看过韩国经济学家做的一项研究，那十年就是因为加工资，让韩国摆脱了低工资、低物价的循环。
因为加工资会让需求上升，需求上升会带动物价，物价涨了，无论最低工资标准还是体制内的工资，都会参考物价上涨。这样就形成一个循环。
在中国，体制内的工资由财政负担，相对较低且调整较慢，同时还会影响民营企业的工资水平。因此，我们需要充分研究，如何形成工资合理增长的机制。
2024年12月1日，2025年度“国考”公共科目笔试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考点。ICPhoto
在过去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货币工资的增长是慢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从初次分配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份额分配给了资本，劳动的份额相对较低。即便是今天，我们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GDP的比重在52%左右，跟发达国家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相比，依然较低，它们一般都在60%，甚至60%以上。
现在我们经济增速放慢了，劳动生产率放慢了，货币工资的增速更加不可能太快，但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形成货币工资的合理增长机制，让货币工资的增长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较接近？
王慧：要怎么形成这个增长机制呢？就像您刚刚说的，韩国为了打破“低物价、低工资”的循环，他们用了10年的时间去加工资，如果我们国家要打破这个循环，您觉得这条路径可行吗？
张军：我认为，这是一个政策选项，对于缓解经济紧缩来说，加工资肯定比勒紧裤腰带效果更好。如果经济状况比较低迷，或者说需求比较吃紧，这个时候让大家过紧日子，经济状况可能会更加严峻。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需要打破“低工资、低物价”循环的状况，总得有一个地方先开始。
提物价是不太可能的，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工资入手，让工资不那么受到物价的影响，比如最低工资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往上提，货币工资在这种状况下能不能保持相对合理的增长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打破现有平衡的政策选项加以考虑。
王慧：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物价低蛮好的，买东西便宜。但是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想到，低物价最后会导致自己工资是低的。
张军：这就是合成谬误。站在个体的角度，在货币工资收入没有变的前提下，物价低当然会增进你的福利。但你要考虑到整体经济层面的状况，当物价长期偏低时，工资往往缺乏上涨动力，最终形成更加明显的紧缩环境。
王慧：我们刚刚谈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当中的工资性收入，这部分占比在2024年达到了56.5%。另外一部分是财产性收入，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一直比较低，这个比重在2024年是8.31%，而欧美国家在20%左右，为什么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相对这么低？怎么才能提高这方面的收入？
张军：我认为，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统计上是被低估的。中国居民主要的财产是房子。过去，我们采用的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方法来核算住房服务价值，即用建房成本*折旧率。
这种方法会系统性且较为严重地低估居民财产性收入，因为一方面房屋的价值和同类房屋的市场估值相关，而不是由建房成本决定，另一方面，折旧率（城市2%，农村3%）本身定的也比较低。
不过，现在国家统计局已经调整了核算方法，改用市场租金法，这更能反应当前房屋的价值。在调整核算方法后，居民自有住房服务增加值大幅提升，增加值是计算到GDP里面去的，因此2023年的GDP也相应进行了上调。
王慧：收入的关键是就业。“十五五”规划建议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重点提到了就业。并且，“十五五”规划建议在保障和改善民生部分，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放在了最靠前的位置。什么叫“高质量充分就业”？
张军：我认为，所谓高质量就业，可以理解为：我有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可以给我带来体面的生活；如果我有工作，但工资不足以让我在城市活下来，满足我的基本生活需求，那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就很难称得上是高质量就业。
在我看来，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往前看，看将来大多数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在哪里？从中国经济现有的发展方向，从投入的角度来看，似乎制造业、实体经济还是主流。但是，从就业角度来说，全世界普遍的规律是，未来绝大多数人的就业将集中在服务业。
2025年10月28日，吉林大学2026届毕业生秋季双选会在长春举行。ICPhoto
当前，我们的服务业已经吸纳了大量从制造业当中转移出来的所谓低技能劳动力，我认为，将来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去向，恐怕还是服务业，服务业会越来越重要。
未来制造业更多是朝高精尖的方向发展，它创造就业的能力其实是下降的，而且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它们对中高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也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服务业需要有更大的发展，吸纳更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
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处于同等发展阶段或人均GDP相近的经济体相比，中国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偏低。
王慧：为什么我们的制造业可以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强，服务业发展速度却没有这么快？
张军：从发展战略角度来看，在经济起飞和快速扩张阶段，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导向和可贸易部门发展，资源配置更多围绕制造业展开。无论是人才、资本还是技术研发，重点都放在制造业领域。
但到了今天，中国对服务业的需求正显著上升。我想，对任何个人和家庭而言，随着收入提高和受教育水平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会更大。
王慧：您指的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
张军：我觉得两个都要扩大，当然对中国来说，可能生产性服务业的短板更严重。但是即便是消费性服务业，中国也还有巨大的空间，包括大家最近讨论很多的餐饮业问题等等，它就是典型的消费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更是潜力巨大。中国是制造业强国，生产性服务业跟制造业其实会形成非常强的互补；反之，如果生产性服务业没有跟上来，就会制约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我认为，服务业是一个大家都看得清楚的大方向，相信未来资本也会更多地往这个方向去投入。另外，服务业还有一个特点，它相对来说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弹性比较大。
王慧：您刚刚提到，接下来要关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您观察下来，现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军：目前来看，主要是因为整个需求在收缩，所以应届生找第一份工作没那么顺利了。有的学生在一段时间里没有找到合意的就业岗位，我觉得这是当下非常典型的问题，我把它称为“第一份工作的难度”增加了。
王慧：确实，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高校毕业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压力是非常大的，到毕业季的时候，会不会有学生来找您聊找工作的事儿？
张军：偶尔有，但不是很多，一般来说都能够找到工作，他们通常会找我写推荐信。我们现在也能看到，本科毕业生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比例是在下降，大多数人可能选择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读硕、读博或者出国留学，有更多的通道。
王慧：这算不算是一种“学历内卷”？很多工作一定要硕士和博士才能做吗？本科毕业是不是也完全可以胜任？
张军：很多工作本科完全可以胜任。对于应届生来说，他们可能想用时间换空间，缓解当期的就业压力，而且相对于本科毕业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更高学位之后再找工作的难度可能稍微减轻一点。
王慧：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很多学校都在调整一些学科和专业，把一些不容易就业的所谓“老旧学科”淘汰掉，增加一些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新兴学科，您认为未来这种学科调整会是一种趋势吗？
张军：这样的趋势已经形成了。现在，很多高校会把人工智能和现有的学科进行交叉，或者创设一些新的、能够更好地反映当前市场需求的专业。我认为，从供给端、从大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要回应市场的需求。
2025年11月19日，兰州交通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无人机协会成员进行无人机、航模研究调试制作工作。ICPhoto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一个人在大学里所接受的培养，其实有95%以上的内容是不变的。所谓不变，是指无论他学什么，也无论他最后的方向是什么，那些基础性的内容大致是一样的。有变化的是那5%以内的部分，这部分可能增加了关于AI的训练，或者是和市场需求比较贴近的一些训练。
大学是一个素质教育、博雅教育的平台，总体是一个打牢基础的过程。所谓“强基”，就是基础一定要强，这样才能提升个人的可塑性，当你面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市场需求时，调整的成本会比较低。
王慧：选择大学专业应该从未来就业考虑，还是从兴趣去考虑？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张军：我个人是很反对从就业角度去选专业的。事实上，大学也没办法提供一种完全从就业角度来考虑的专业方向。即便你在专业目录中看到有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但那并不意味着你在大学期间像培训一样去学这些东西，95%的内容仍然是基础训练。
我认为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大家总认为在选专业的时候要迎合市场需求，其实市场需要的并不是那5%，而是95%。
王慧：现在很多帮助高中生选大学专业的“导师”非常火，其实也是在制造一种焦虑，在学生还没有进入大学之前，就让大家焦虑毕业之后要找什么工作，学什么专业不容易找工作，不能选夕阳专业，要选朝阳专业等等。
张军：这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对那95%的认知是不够的。作为家长，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不能更加独立地分析和思考这些问题，反而老是受一些所谓“报志愿老师”“考研导师”或是一些推荐人的影响？同时，学生也需要反思，如果你是因为受这些人的影响选择某个专业，那么你在大学待了四年以后，最起码应该把你的这种想法矫正过来，你会发现过去轻信了别人的言论，自己缺乏独立分析的能力，而大学培养的就是这种能力。
如果你从进入大学的那一刻开始，就想着我将来怎么样去就业，这就会影响你时间的分配。在大学阶段，你最重要的时间应该花在提升你的素质、能力，以及基础训练上，比如大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讲座，有著名人士的分享，而你从来不去听这些讲座，觉得浪费时间，从长远来看，这是非常不划算的。
王慧：我们刚刚聊到了就业，聊到了收入，接下来想跟您聊聊消费。现在扩内需的一个重点就是提振消费，我们也提出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这几年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花钱了？是没钱花还是不敢花钱？
张军：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数据上看，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偏低，不仅仅是和发达国家比，即便是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都偏低。所以，这就提醒我，我们在统计上看到的情况，恐怕是由一些非常基础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是系统偏误。
如果存在系统偏误，那造成这些系统偏误的因素可能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跟其他国家作对比，把欧美国家看成一部分，把其他发展中国家看成一部分。对比之后会发现，中国居民的商品消费占比和其他国家没有显著差异。
2025年12月15日，市民在江苏省淮安市一家生活超市购物消费。ICPhoto
主要的差异体现在服务性消费上，这又回到了之前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当中，用于购买服务的部分占比偏低？不仅比发达国家低，也低于很多主要的发展中国家？
王慧：我们是不爱享受吗？
张军：你可以认为我们不爱享受，但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居民普遍爱买房，我们有65%，甚至更高的家庭财富是在房屋上面。有了住房之后，居住消费这一块就没有了，在统计上反映不出来了。
王慧：买房不是更大的一笔消费吗？
张军：买房不是消费，买房是储蓄，储蓄跟消费是反向的。可以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居民经历了一个“强制储蓄”的阶段。
王慧：买房不计算在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里面？
张军：它不计算在社零里面，也不计算在消费开支当中。大家买了房子，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居住消费理论上就变成了零。这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国家统计局要核算，把这一部分加上。
刚刚我也讲了，过去我们加上的这部分是通过建房成本*折旧率来计算，因此数值偏小。而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用市场租金*折旧率来计算，将其作为居民居住消费支出，我们把它称为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这笔租金实际上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得把它算出来。
这部分租金就构成了拥有自有住房居民的居住消费，中国改用市场租金法核算之后，居民自有住房服务增加值变大，使得GDP得到相应增加。
因此，居住消费被低估，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服务价格整体偏低，这也导致居民在服务消费上的支出看起来比较少。这些要通过横向比较才能看出来。比如，老百姓在中国看病住院，床位费只要几十块钱。做常规手术的价格也不高，而且医保可以覆盖。看病挂号自己也只要付几块钱。但在欧美国家，挂号费可能就要数百元。有人做过测算，说美国的住院费用是中国的23倍。
再比如教育，一个中国大学生如果住宿舍、吃食堂，在不计算其他消费品的情况下，他一年的学杂费大约一万元出头。而在美国，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大约是1.2万美元。
我们生活在中国，对这些习以为常，并不见得能意识到我们的服务价格低。
所以，当我们说中国家庭消费支出偏低时，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价格的问题和居住消费虚拟租金核算系统偏误的问题。剩下来的，才是现在媒体上谈论比较多的，可能因为收入不高，或者是对未来收入没有太大的信心等等。首先它是个统计上的问题。
王慧：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这几年中国居民越来越爱存钱了。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境内住户存款增加了10万亿，到了162万亿，人均存款10.5万元。之前还有个热搜“中国人四年存了58万亿”。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存钱？存钱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
张军：我认为是没钱才存钱。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里，中国居民爱存钱一直是学界讨论的话题，某些阶段讨论的声音或许比较弱，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尤其是在国际上参加学术活动时，中国储蓄率偏高是被反复讨论的问题。
我认为，当前银行存款增长较快，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有所下调。当一个人未来的支出成本没有变化，但收入的预期有所下调时，这个缺口只能用自己当前的存款来补。我们把这种存款叫做预防性存款，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但如何解决？
理论上说，多花钱经济才会好，经济好了，收入才会改善，但个体一定不会这样想。因此，要让老百姓减少预防性存款，增加当期的消费，不能从老百姓入手，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合理的安排，而是要从国家层面入手。
比如说，加大财政对居民家庭支出成本的分摊力度，让居民预期的支出降下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对三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由政府分摊一部分育儿成本，虽然一个月只有300元，但这只是开始，将来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增加。国家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
从成本入手来改善或者调整家庭的支出预期，缩小跟收入预期下降之间的差距，这样有助于缓解居民存款的动机。
王慧：确实，一个人的预期和存款意愿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他预期明年的工资会翻番，股票、基金会大涨，房价会回升，他一定去消费了，都不用劝。明显现在很多人没有这样的预期，或者预期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稳预期、强信心？除了在家庭支出上给予一些补贴之外，是不是还可以从股市和楼市入手？
张军：我认为，这是目前国家层面在稳增长方面的基本思路。第一，中国的股市应该有更大的发展。我们看到，尽管股市短期内存在一定回调，但总体是朝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发展。当前的政策思路是让这个市场更加凸显它的投资价值，我认为这对于改善投资者，特别是居民投资于股市的信心非常重要，而且也初见成效。
第二，就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说，经过这三四年时间的调整，挤泡沫、去风险，我认为中国楼市已经筑底了。当然，想要回到2015年、2016年的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对国家来说，要尽快拿出中国房地产的长效机制。
2024年12月6日，山西太原一售楼部销售人员为市民推介商品住宅。ICPhoto
什么是中国房地产的长效机制？我认为是要有分层，要尽快构建起基本保障住房体系，而且要全国一盘棋；要有一个非常确定的、透明的住房保障系统。比如新加坡的组屋制度，满足一定条件的年轻人可以享受政府补贴的住房，而且这类住房的全国标准统一，若干年后还可以把房子买下来。我认为，中国也要有一个住房保障体系，让每个年轻人对未来如何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有清晰的预期。在此基础上，诸如限购等政策都应该拿掉。
王慧：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建议也提到，要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
张军：我认为要清理掉，回归市场化。
王慧：像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未来也应该全面放开吗？
张军：我个人认为，不需要再对这些房子进行各种形式的限购。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有长效机制，即首先要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然后其他的房屋，就完全走市场化道路。
王慧：消费除了有钱、有意愿之外，还得有时间。现在有专家建议，可以适当延长假期、严格控制工时。企业老板要加班，需要付足加班费，这样可以让他的家人去消费。在消费时间这件事情上，您是怎么看的？
张军：首先，我并不认为消费时间是当前消费支出偏低的主要原因。中国过去没有长假，现在有长假、小长假，这些方面应该说都做得相当不错。至于假期是不是需要再多点？我觉得那也没必要。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要去干预加班现象，规范市场行为，措施要能够落地。比如不允许加班，或者加班费要落实到位，假期的加班费要翻倍，这是非常重要的。
王慧：怎么干预呢？
张军：我们的工作时长是有标准的，一周工作多少小时，超过了就要按照加班来处理。我认为，对市场主体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王慧：前段时间国家提出来“反内卷”之后，很多大厂也纷纷表态要“反内卷”，但是实施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有新闻曝光说，一些企业的系统显示员工已下班，但其实大家都没走，也就是隐性加班。
张军：我个人非常支持严禁这种行为。我认为，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通过政府的严厉干预解决，让企业承担造假成本。
王慧：接下来再来聊一聊人口问题。刚刚您也提到我们前段时间推出了生育支持的新政，给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一个月300元，一年3600元的国家补贴。您认为这样的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会有很大的作用吗？
张军：就这个金额本身来说，很难会有立竿见影的影响。但是它如果能够放缓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我觉得就达到了效果。我认为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如果能来得慢一点，下降的速度放缓一些，就能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赢得更多时间。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可以从奖励和激励两个角度入手。所谓奖励，就是你生了孩子之后，政府给你奖励。激励则是让你在做生育决策的时候，考虑到政府给的激励政策，比如育儿期间有什么假期，有什么减免政策。
我觉得这些事情完全可以由国家先出台一个比较粗略的大政策框架，然后把制定奖励政策的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条件“竞争”，比如你生了孩子，我送你一套房子。
王慧：除了国家补贴和政策导向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方式来构建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
张军：我认为所有的生育友好的问题，都涉及到经济的问题，以及我们一开头讨论的，城乡之间的问题、落户问题、公共服务机会均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影响生育决策的相当重要的因素。在我们国家，这些问题是非常系统性的工程，非常复杂。在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我们还有户口限制，城里的三亿农民工还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变成市民。这些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
王慧：有一个词叫“母职惩罚”，就是说女性做了母亲之后，在职场上可能遭到很多歧视，在求职、薪资、晋升等很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对女性生育很不友好。
张军：这些问题涉及到市场主体，国家可以出台干预政策，但最终的决策还是取决于雇主。对政府来说，其政策导向是要让生育变得友好，对女性友好，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一旦雇主作出对女性不友好的决策，就要承担更高的成本。
这些问题都是系统性的，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都做到位，但它的方向，包括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和共识越来越多。我认为，未来出台的政策也会越来越明确地沿着这个方向推进。
2025年12月17日，在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三水幼儿园，孩子们与智能机器人互动。ICPhoto
王慧：最近，戴尔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夫妇宣布，将捐赠62.5亿美元为2500万美国儿童设立儿童投资账户，每个人250美元，等他们18岁之后这个账户可能有几千美元，这些孩子可以把钱取出来用。您怎么看美国这样的操作？
张军：这让我想到很多年以前，美国个别州因为发现了石油等资源，就提出这些资源所带来的财富，属于这个州的所有人，也就是所谓“州有资产”，给每个家庭开个账户，将来每个月往里面存多少钱。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很早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全民基本收入。有些人觉得这是乌托邦，但对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来说，其实是可以做到的。所谓全民基本收入，大致是指这个国家的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定期获得一笔现金收入，这笔收入可以维持最基本体面的生活，有些地方在做类似的实验或者尝试。
你刚才提到的戴尔夫妇的这笔捐赠，是富人通过捐出财富来做慈善和公益，无非是他有特定的目标人群。像很多企业家捐款给大学，资助一些贫困生，道理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也给到我们一些启发，中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从宪法意义上讲，这些国有资产是全民所有，也就是说，每个中国公民都享有对这些资产的收益权。当然，这些国有资产是委托国家、委托政府来经营的，它并没有通过类似“个人账户”的方式直接体现为居民的收益，不会给你打到账上，但是政府可以用这些钱去做一些对每个人都有福利增进的投入，它是相对比较间接的收益。
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在把国有资产投入到针对老人、儿童的福利增进上了。国有资产划拨到社保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最近有很多经济学家提出，我们能不能拿出10万亿、20万亿的国有资产，用于养老金方面等等。我认为，这些问题都开始慢慢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也进入到决策层的视野。在20年前，大家是不会朝这个方向去想的，但今天已经变成很现实的问题。
王慧：接下来跟想跟您聊聊人口红利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在丰富的劳动力数量带来的人口红利支撑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国内外已经认识到，中国正在迎来第二次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说，全球50%的AI研究人员来自中国。您认为，在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抓住并且释放工程师红利？
张军：中国每年的高校毕业生当中，有接近一半都是理工科背景，所谓STEM专业。我认为，无论是在“新质生产力”领域，还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甚至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方面，我们已经在充分发挥工程师红利了。
比如数字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制药、6G通讯、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我们整个布局在全球都是非常超前的。
中国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就是因为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工程师群体，每年几百万的增量，恐怕全世界加总也达不到。巨大规模的工程师的红利，加上国内巨大的应用场景，超大规模的市场，让中国在这些领域中不断地占领制高点，这也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掌握主动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王慧：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视频，说Meta的一个员工投诉，因为自己不会中文，所以融不进公司核心圈子，很多核心研发人员都是中国人，他们除了在正式会议时说英语，日常通常都在说中文。
张军：这种变化确实来得很快。过去在硅谷，人们常常调侃说需要去学“印度英语”，因为那边印裔工程师规模比较大。现在，随着华人工程师数量不断增长，未来在某些科研领域和实验室中，普通话可能会逐渐成为主流交流语言。这也会激励更多人学习中文。
王慧：最后想跟您聊聊“中国人经济”。前段时间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说，我们既要看GDP也看GNI（国民总收入），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为什么当下阶段要强调“GDP与GNI并重”？这体现出一种怎么样的发展理念的转变？
张军：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资本输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外资流入的规模，并且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都是，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流入国家，因为过去我们资本稀缺，劳动力便宜，大量国外资本流入，跟我们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可以迅速地让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但是今天，中国在贸易领域依然是大国，我们的出口占GDP比重约为19%，美国是11%。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重要的资本净输出国，当中国在海外有大量直接投资时，这些资本就是“中国人的资本”；中国在全世界的投资创造了大量的国民收入，这就是GNI。GDP只涵盖发生在中国国内的经济活动，这里面包含了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创造的价值。GNI则是所有中国资本在全世界创造的价值的加总，其中海外部分正变得越来越大。
对GNI的强调象征着中国经济的转变，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投资者。我们不仅向海外提供产品，还提供资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今年前11个月贸易顺差突破1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个事情在海外反响特别强烈，很过国外主流媒体都在讨论。观察中美贸易就会发现，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一直在下降，但我们在全球的出口还保持着比较强劲的增长，尤其是东南亚，现在东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其次是欧洲，美国掉到了第三位。
我认为，东盟能够成为中国的最大出口目的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那里有大量的直接投资。当中国的资本到那里去办厂、生产，它们就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中间品、零部件，甚至资本品，很多设备要从中国进口。简而言之，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更多机会，出口目的地也发生了转变。
而且中国的竞争力也不仅仅体现在消费品生产上面，我们的中间品贸易也变得越来越强劲。
王慧：我们的企业先走出去了，带动了这部分产品的出口。
张军：对，过去我们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的主要是消费品，像服装、玩具。后来我们开始组装他们的最终产品，当时，我们还要大量地从这些发达国家进口零部件。
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不但能做这些零部件，还能做最终产品。对于那些在中国投资的发达国家企业来说，它们发现中国本土企业慢慢地成为竞争对手，它们可能因为竞争不过中国本土企业，开始从中国撤退了。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多，但更多的还是中国公司开始往外投资。
王慧：这样的海外投资多起来之后，我们开始更加看重GNI，更加看重“中国人经济”。
张军：所以“中国人经济”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经济不仅要看GDP，也要看GNI。中国在海外有大量的投资，这些投资创造的收益也会大量流入国内，这也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它是“中国人的经济”。
王慧：好的，谢谢张老师。今天我们跟您聊到了投资于人，聊到了就业，聊到了消费，聊到了物价、工资，还有人口的红利和生育政策等等，让我们对中国经济有了更深入地理解。也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张老师。
张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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